中世纪西方的强迫式性规范

　　在中世纪的西方，盛行着以基督教文化传统为主的”性”规范，这种沉闷禁欲的性行为道德与古希腊以及古代东方国家自由散漫的性道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它的关于性是罪恶的观念，对后者来说是相当陌生的。

　　与古代和东方的性规范不同，基督教道德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反对肉体快乐。它的主要关注在于，性的目的是为生殖繁衍还是为肉体快乐;为生殖的性活动被视为是正当的，是不可避免的;为快乐的性活动则被当作是不正当的，罪恶的，应受惩罚的。基督教理想中的性行为仅有一种，那就是不包括快感在内的以生殖为唯一目的的异性性交。在西方社会中，从亚里士多德到弗洛伊德，性的生殖与快乐两方面自始至终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

　　西方性规范的改变迟至十六世纪末期才发生。人们对性有了新的看法：从性行为中顺便获得快乐不再是错误的，只有那种以快乐为性活动唯一目的的性行为才是有罪的。当时，关于性的话语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宗教的，另一个是医学的。教会认为性属于道德范畴，医生则为宗教的话语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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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十八世纪，精神分析理论，虽然对解除人们的性压抑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是它所发明的一套关于性变态的话语又造成了新的压抑。在宗教的权威之外，世俗的权威也增加了人们对性的恐怖心理。

　　持续了近千余年的这种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性规范，真正开始发生变化是在十九世纪，随着女性生育越来越少，性的生殖功能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在二十世纪，人类性行为的快乐功能超过生殖功能，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一点已经被整个人类所接受。

　　如果说动物当中都会有口对生殖器的性活动，如果说像黑猩猩这样的动物都会有同性间的非生殖性性行为，这种行为还会有多么不自然呢?人们开始认识到：非生殖性的性行为实际上可能是有益于整个人类的。其理由在于，就像过少的生殖性性行为一样，过多的生殖性性行为对于人类的生存也会造成重大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