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妇女缘何爱给男人戴“绿帽”|性心理

　　2014年1月30日、农历大年三十的夜晚，当中国大地上处处洋溢着过年的喜庆气氛时，在云南省腾冲县近中缅边境的猴桥镇箐口村里却响起了枪声，村民邵宗其用一把从缅甸走私入境的仿制冲锋枪，对两个同族平辈的家人大开杀戒。短短的数分钟内，造成6人死亡，3人受伤。这起特大持枪杀人案的导火索，就是邵宗其在外打工期间妻子与多人通奸。(2014年02月07日光明网)

　　这场除夕之夜的血案悲剧再次引发了人们的议论与思考。有人认为，正是因为“通奸”在中国是个道德问题，无法用法律手段来惩罚通奸者，才导致了诸多婚姻关系受害者的施暴现象发生，因而建议用通奸罪的方式惩罚出轨者。也有人认为，邵宗其的家庭模式是典型的“留守家庭”，邵宗其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下，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体制性绿帽”，因而建议应从全社会角度、政策体制上予以关注，将此类隐患消于无形。

　　综合双方观点，笔者以为后者相对更为理性、更接近于科学。“通奸”行为系当事人双方自愿，他们是秘密的，是自愿的发生性关系，并无欺诈、胁迫的意思表示。设若将通奸入罪，无疑是对当事人性自由的极大的侵犯，更是对社会公众自由的过度干涉。再者说了，设立通奸罪就能完全有效解决地婚姻家庭问题，就能消除夫妻长期分居所带来的酸楚和痛苦吗?

　　2月7日《半月谈》刊发了一篇题为《农村留守妇女调查：40开外带孙子，部分结露水夫妻》的文章，文章说“村里小年轻的，大多夫妻俩一起外出打工，生活上能相互照顾。留在家里的妇女，都是四十开外的，在家带孙子孙女。”由于“丈夫长期不在，村里的有的就结成了‘露水夫妻’。”几年前农业部也曾有统计，全国有1.3亿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据此有社会学者估算，若其中有5000万为已婚男性，则夫妻生活严重受影响的留守女性至少有2000万。在我国广袤的农村，由于一些家庭丈夫长期外出打工或经商，让媳妇留守家中，她们不但要肩负家庭全部的生产劳动，还要尽到赡养老人和子女的责任。正像网上曾流传的《新娘歌》所唱的那样“月儿弯弯照新房，十家新房九家荒。新郎打工去城市，留下新娘守空床……”。难怪有专家指出，留守妇女的“性饥渴”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将衍生出更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

　　短暂的春节假期，让那些曾经饱受“饥渴”之苦的留守妇女们“性福”了一回。但春节一过，外出打工的一族，又要告别与家人团聚带来的短暂幸福与快乐，带着与亲人离别的感殇上路，奔赴各自的岗位。而在这期间，谁又能保证他们再次回到家乡时不会像邵宗其那样因为被戴上了“绿帽子”而一怒冲冠?

　　正所谓男人有男人的艰辛、女人有女人的不易。看来，如何解决民众的“房事”问题，让他们切实体会到“性福”并从真正意义上感受到生活的幸福，确实是应该提到日程上来好好地商讨一番了!而对于此，笔者建议有三：

　　一是应从政策体制上加以关注。比如从人性关怀的角度入手，尽可能地多给外出务工的农民兄弟放个探亲假。也可以从城镇化建设的角度，尽可能使农民工不管走到哪里都能安家落户，不再两地分居。特别是打工地政府应加大投入，给农民工们以“市民待遇”，为农民工多建廉租屋、“夫妻房”，让他们能够多团聚，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从源头上杜绝“邵宗其悲剧案”的再度上演。

　　二是构建现代文明的伦理道德教育体系。当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类观发生变化的时候，伦理道德也应跟着发生变化。应尽快建立以人道性质、理性精神和宽容精神为主体的现代文明伦理道德教育体系，使所有的家庭把关注目标转移到个体生命上，注目个人的幸福和命运，增加对人性的理解，着眼于个体生命质量，对感情问题不轻易进行道德判断和法律惩罚，对婚外关系不动辄就大开杀戒。

　　三是加大农村的发展速度。农民为什么进城打工?最根本的原因是除了芒种，他们所住的村落附近没有能赚钱的营生。如果一些工厂能够不扎堆在城市里，而是分布在农村，势必能提高很多农民工在家乡的就业率，这样就可以规避夫妻常年两地分居的尴尬，亦可以使那些“留守妇女”因为有了“职业”而避免寂寥之下的繁杂。

　　农村留守妇女的“性”福生活，关系到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单纯靠通奸入罪是很难杜绝这种“体制性绿帽”现象发生的。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应努力创造条件为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和留守妇女开辟“性”福之道、创造“性”福之机，帮助留守妇女度过“性”福之夜、走上“性”福之路。这，既是积德行善之举，也是当今时代之需。